中国古代的姬妾制度，堪称世界奇观。此一制度，打从母系氏族消失那天起，便开始萌芽，然后茁壮成长、势不可挡。

    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中国式的“姬妾制度”，是一种极度没有人性、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。因为它将“阶级”带进了家庭、带进了同床共枕的人儿、带进了手足之情中间，强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。这实在是对人性莫大的嘲讽。光从制度含义来讲，姬妾制度连阿拉伯国家的“四妻制”都不如。不能不说，这是“仁恕”之道背后的黑色幽默。

    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姬妾制度提出了异议。《易经》言：“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革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远见卓识和人性平等,强不过享乐主义和独裁专制，姬妾制度仍然存在，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规矩。

    现在很多人都说，中国古代是“一夫多妻制”。这话错了，如果你当真生在古代而说这句话，一定会被人目为不守礼法之徒。中国古代，仍然是一夫一妻制，姬妾是不能算做合法配偶的，如果一定要说，那就只能是“一夫一妻多姬妾制”。

    氏族社会时期，国中有“媵制”，这是一种氏族首领才有资格实行的婚姻制度。即女儿出嫁时，岳家必须以同姓侄女辈陪嫁。陪嫁过去的姊妹或女奴，自然属于媵妾，而姊妹媵妾的身份比女奴要高，那就不必多说了。

    再往后，便正式出现了“妾”。妾在家庭中，虽然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，却享受不了“妻”的待遇。为什么呢？最初的原因很简单——为妻的女子，家庭出身都要高于妾。妾一般都卑贱低下的家庭，甚至是战败方奉献的礼品。

    因此，妻为“娶”，而妾为“纳”，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“聘礼”，而纳妾时给予的财物，则被称为“买妾之资”。

    《谷梁传》：“毋为妾为妻”。就是说，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，有妾无妻的男人，仍是未婚的“钻石王老五”。而嫡妻死了，丈夫哪怕姬妾满室，也是无妻的鳏夫，要另寻良家聘娶嫡妻。

    妾的身份，至此已经成了定局，到唐宋，更是成了铁律。《唐律疏议》明确规定：“妾乃贱流”、“妾通买卖”、“以妾及客女为妻，徒一年半。”

    假如将妾升为妻，就是触犯了刑律，一但事发，是要两口子一齐服刑一年半的，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。这样的法律之下，做姬妾的女人便已经不是人了，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，也就成了家常便饭。

    《汇苑》：“妾，接也，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。”原来妾不过是男女交接之用，她们只能与丈夫亲昵，却没有资格称夫妻。

    《礼记》：“妾合买者，以其贱同公物也。”同样是与丈夫共枕、为丈夫生育儿女，妾的身份却只不过是买来的物品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中国古代还是一个绝对的阶级社会、家长制社会，儿女婚姻都要由父母决定。也许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青年男女、尤其是不同阶层间的自由恋爱，法律条文就更要严格规定妻妾之分。

    《礼记》：“奔者为妾，父母国人皆贱之”、“良贱不婚”。那就是说，假如小儿女们自由恋爱受阻，相约私奔的话，则女方没有资格为妻，双方家族都只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妾而已。

    唐朝时白居易便就这种“奔者为妾”的社会现状写过一首长诗《井底引银瓶》：

    井底引银瓶，银瓶欲上丝绳绝。石上磨玉簪，玉簪欲成中央折。瓶沉簪折知奈何？似妾今朝与君别。忆昔在家为女时，人言举动有殊姿。婵娟两鬓秋蝉翼，宛转双蛾远山色。笑随戏伴后园中，此时与君未相识。妾弄青梅凭短墙，君骑白马傍垂杨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知君断肠共君语，君指南山松柏树。感君松柏化为心，暗合双鬟逐君去。到君家舍五六年，君家大人频有言。聘则为妻奔是妾，不堪主祀奉苹蘩。终知君家不可住，其奈出门无去处。岂无父母在高堂？亦有亲情满故乡。潜来更不通消息，今日悲羞归不得。为君一日恩，误妾百年身。寄言痴小人家女，慎勿将身轻许人！

    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，只因为随爱人私奔，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，“到君家舍五六年，君家大人频有言。聘则为妻奔是妾，不堪主祀奉苹蘩。”侍奉公婆丈夫五六年之久，都换不来男家的认可，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，她生的儿子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。

   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姬妾制度，所蹂躏的，不仅仅是这些误终身的女子，爱她而无自主权的男人、以及她的儿子，都在这种制度下有苦难言。男子只能与父母认可的嫡妻同床异梦，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女人成为嫡妻的生育工具。

    再换一个角度：姬妾制度，大前提就是男尊女卑。为什么同是私奔，女子便为妾，男子便安然无恙？这是个什么道理？——此外，在这种情形下成为男子嫡妻的女人，又能有多少幸福可言？